采訪對象：何載，1919年生于甘肅成縣，祖籍陜西寶雞，1936年參加革命，1938年入黨。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組織部辦公室主任，中央書記處秘書室秘書，中辦秘書室副主任、主任，中南海黨總支書記。1979年起，任中組部干審局局長、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2015年經(jīng)中央批準享受正部級待遇。

采 訪 組：記者 邱然 陳思 黃珊

采訪日期：2017年3月21日

采訪地點：北京市海淀區(qū)何載家中

采訪組：何老，您好！您曾任中組部秘書長，考察地方干部是您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當年，您曾到河北正定考察習近平同志的工作情況，請您講講當時考察他留下的印象。

何載：我1982年去河北省的主要目的，不是考察地方干部，而是作為中央幾家部門臨時組建的工作組組長，駐石家莊調查處理“肥鄉(xiāng)事件”，前前后后大約有半年時間。

這期間，有省委的同志對我說，有個大學生、干部子弟習近平，在正定當縣委書記，干得不錯，干部和群眾反響很好。

我以前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間，習仲勛同志是我的上級領導，我對他的優(yōu)良工作作風了解得比較多，但對習近平同志并不了解。習近平同志是否真像省委同志所說的那樣“干得不錯”，干部和群眾是不是真的對他滿意，我作為中組部的干部，覺得可以抽時間去實地了解一下。

正定縣距石家莊比較近，我抽時間就去了，而且去了不止一次。結果，這幾次赴正定的考察，都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記憶猶新。

因為我是做干部工作的，對干部和人才的事很敏感，習近平同志打動我的，首先是他在正定縣實施的人才戰(zhàn)略，是他大念“人才經(jīng)”，大力推動人才建設。用他自己的話說，福建念“山海經(jīng)”，青海念“草木經(jīng)”，我們正定可以念“人才經(jīng)”。人才戰(zhàn)略的具體內容可以概括為：以內用、外招、上請、下挖、近補、遠育等多種形式，打開人才開發(fā)工作的新局面。

我當時對他在這方面做的工作做了調查：他先后調整220個基層領導班子，提拔了570名優(yōu)秀青年充實基層領導崗位；還把160名專家學者型干部充實到縣里各級班子，很多有專長的干部在他任職期間得到了提拔。

他還大力支持和鼓勵民間辦學，當年正定縣民間辦了32所學校，涉及的培訓項目有無線電、鐘表、建材、縫紉、木工、美術等多種專業(yè)。他還組織了電大、函大、刊大，僅在他任職期間，就有多達760人參加這些高等教育課程。此外，習近平同志還選派了20名優(yōu)秀人才到西北大學深造，培養(yǎng)人才后備力量。

作為縣委書記，他為了招攬人才，采取了很多特殊辦法，其中有些辦法在全國范圍內都是少有的、很少能做到的。比如，他在縣里設立了招賢館、人才樓、人才技術開發(fā)公司，用專門機構來管理人才，給人才提供強大的硬件支持。

在當時那個思想比較保守和“左”的流毒仍然嚴重的年代，習近平同志大膽使用了很多當時社會上有非議或不認可的人才。比如，有些家庭成分高的、地主富農(nóng)成分的人才，還有很多社會關系復雜的、以前犯過錯誤沒人敢用的人才，他看準了就大膽使用。即使是那些犯過錯誤的人，只要改正了，他就給人家機會，給他們發(fā)揮作用的空間。事實證明，這些不同背景的人才表現(xiàn)都不錯，后來都不同程度地為正定發(fā)展作出了貢獻。

習近平同志“上請”人才，也花了大力氣，他自己執(zhí)筆給全國的知名專家、學者寫了100多封信，有些信我在調查過程中看到了，寫得很誠懇。比如有一封給學者的信中寫道：

“我們地處基層，人才短缺，科技落后，視野狹窄，孤陋寡聞，起步之難您是可以想見的……經(jīng)過慎重考慮，我想求助于您……聘請您為我縣顧問。我想，你一定不會拒絕正定縣委、縣政府及全縣45萬人民的一片誠摯之心的。”

很多專家學者被習近平同志的誠意所打動，欣然前往正定擔任顧問，幫助出主意想辦法做工作。這些專家當中，有著名的數(shù)學家華羅庚、經(jīng)濟學家于光遠、教育學家潘承孝、食品專家杜子端等人。其中，華羅庚和于光遠兩位先生我在正定都見過。習近平同志作為一個縣委書記，能把這樣的大專家請到正定來，為正定發(fā)展出謀劃策、貢獻力量，是非常不簡單的。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當年的“人才經(jīng)”，確實給正定發(fā)展帶來了巨大而積極的影響。您如何看待他在發(fā)展經(jīng)濟方面的作為？

何載：習近平同志主政正定期間，為搞活經(jīng)濟、發(fā)展生產(chǎn)采取了兩大政策。

首先是確立正定縣的定位。他經(jīng)過深入調查研究，與經(jīng)濟學家于光遠同志討論請教，把正定的經(jīng)濟模式定位為“半城郊型”經(jīng)濟，這里既有城市的味道，也有農(nóng)村的味道。因此，不能光打糧食，也不能只搞城市經(jīng)濟，而是要農(nóng)、林、牧、副、漁全面發(fā)展。

針對石家莊等大城市的需求，習近平同志總結了這樣一個二十字方針：“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長，補其所短，應其所變。”當時中國北方，相對于南方，商品經(jīng)濟還不發(fā)達，對于商品經(jīng)濟的認識也沒有南方那么開放，甚至還有很多人反對搞商品經(jīng)濟，認為它是洪水猛獸，放開搞活會把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弄垮了。那個時候，中央對沿海開放城市以外的地區(qū)發(fā)展商品經(jīng)濟還沒做出明確決定。但是習近平同志已經(jīng)先行一步，他所總結的二十字方針，完全就是根據(jù)商品經(jīng)濟規(guī)律提出來的：城市需要什么東西，我們就生產(chǎn)什么，不能盲目生產(chǎn)。

其次是全面規(guī)劃發(fā)展商品經(jīng)濟。正定這座古城，與石家莊、唐山、北京等城市在地理位置上，正好形成一個北斗七星的模樣。習近平同志認為，正定不僅僅要依托石家莊，而且要使正定的農(nóng)、工、商為包括正定在內的七座城市服務，緊緊跟上大城市的供應需求。這樣，生產(chǎn)就得講科學。在普及科學生產(chǎn)方面，很多具體事情他都親自抓。我在正定調查期間，正好遇到他親自監(jiān)督整改農(nóng)村“豬圈連茅廁”，把豬圈和廁所隔離開，使養(yǎng)殖更加科學和衛(wèi)生。那正是天氣比較冷的時候，習近平同志穿著軍大衣，走村串戶去督促檢查。

關于城鄉(xiāng)關系，習近平同志提出四條原則，就是：農(nóng)村要為城市服務，城市要帶動農(nóng)村；農(nóng)村要供應城市，城市要幫助農(nóng)村；農(nóng)村要支援城市，城市要發(fā)展農(nóng)村；農(nóng)村要依托城市，但是不能完全依靠城市，也不能把農(nóng)村完全拴到城市上。

為了讓正定的副食品供應大城市，他沒少去推銷。那個時候，北京嚴格限制外地汽車進京，也不讓農(nóng)民隨便進城賣東西。他跑了不少地方，促成一些單位與正定形成長期的供應合作關系，正定的貨車也由此取得了進京證。這樣，正定的豬肉、雞蛋、生雞、水果等等，就可以直接用卡車拉進北京，帶動了正定農(nóng)副業(yè)發(fā)展。

習近平同志當時其他很多思路、舉措和具體做的事情，我是通過調查和了解得知的，而上述這兩件事情，都是我親眼看到的。

采訪組：何老，據(jù)我們了解，習近平同志在正定非常注意抓黨的建設特別是干部隊伍建設，您對他的考察也一定包括這些方面吧？

何載：考察干部當然是全面的。習近平同志作為縣委書記，對正定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端正作風教育一直緊緊抓在手上。為了規(guī)范正定干部的工作作風和思想，他提出六項規(guī)定，要求干部必須遵守。這就是：總攬全局，抓大事；反對官衙作風，注重工作實效；搞好“一班人”團結，維護縣委領導的統(tǒng)一；以身作則，不搞不正之風；加強學習，不斷提高領導水平；樹立雄心壯志，為四化爭先創(chuàng)優(yōu)。

習近平同志在1984年1月召開的正定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指出：我們各位同志都應當有敢于創(chuàng)新、開拓前進的勁頭，以虎虎生氣在思想、作風等方面給群眾耳目一新的感覺。

他還提出注意正確處理六個方面的關系，就是：當前和長遠的關系，優(yōu)勢和劣勢的關系，積極性和科學性的關系，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的關系，內涵與外延的關系，生產(chǎn)與服務的關系。

1982年到1984年，正定的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總值翻了一番，農(nóng)民的人均收入由148元增長到400多元，也翻了一番多。在他的努力下，正定由一個“高產(chǎn)窮縣”發(fā)展成了全面發(fā)展的先進縣。

經(jīng)過3年多努力，在習近平同志離開正定的時候，正定縣的經(jīng)濟發(fā)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貧困問題相對得到解決，全縣有了一股朝氣蓬勃的新氣象，干部群眾都覺得有奔頭、有信心、有希望。

采訪組：您很關注青年干部的鍛煉、成長，曾多次給中央領導同志寫信，匯報干部工作情況和工作建議，其中也曾提到過習近平同志，請您回顧一下這些信的內容。

何載：去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書《我的八十年：難忘歲月》，收入了我給中央領導同志寫的一些信。今天我稍微展開講一下。

1982年12月28日，我給胡耀邦同志寫的那封信，大致內容是這樣的：

“中央為干部‘四化’特別是‘知識化’采取了重大措施，已為廣大干部稱道，但直接提拔仍只能限于極少數(shù)，只有中央領導同志直接干預才有可能。”

我給胡耀邦同志舉了例子。其中一個例子，我舉的就是習近平同志。我寫道，他“今年春天被派到河北省正定縣當縣委副書記。經(jīng)過半年多工作，由于能吃苦耐勞，深入群眾，做了幾件重要的事情，不但獲得干部和群眾的贊揚，組織部門還準備考察其表現(xiàn)，適時給予再提拔”。

“他們半年以前還在機關默默無聞，剛下去時又有爭議，但僅僅多半年，引起了強烈反響，特別是一些曾對知識分子有偏見或有不滿的同志迅即改變了看法，認為是‘好苗子’、‘信得過’、‘放得下心了’。”

“據(jù)調查，全國1700萬干部，有大學程度的284萬，約占16.7%，其中以上海、天津比例最大，分別為27%、25%，新疆、云南最少（均為10%）。如果能抽2%的人下去，有56800人，將是一支強大的后備力量。”“我們要較快度過青黃不接的局面，不但需要長遠規(guī)劃，也需要這種‘投資’和‘基本建設’�！�

兩天以后，胡耀邦同志就批示了這封信，并抄送幾位領導同志：“大專院校剛剛畢業(yè)的學生使用、鍛煉問題和提拔知識分子的問題，具體怎么樣配備，怎么樣提拔，應該系統(tǒng)地研究一下�！薄罢埬銈冄芯壳宄�以后，提出一個大致可行的政策，不要把事情設計得太繁瑣，太死，而要提出一個正確的方向�！�

由此可見胡耀邦同志對此事的重視。我沒有想到，我寫給胡耀邦同志的這封信，經(jīng)過他批示，就形成了中央的一個文件。

1983年2月5日，我又給胡耀邦同志寫了一封信，匯報了一些工作�！按汗�(jié)期間，我到河北省邢臺和石家莊住了幾天，接觸了一些群眾和干部，親身感受到黨的政策所發(fā)揮的巨大威力。大家說‘翻身多虧毛主席，致富要靠鄧小平’，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干部問題，要向你反映�！�

我向胡耀邦同志反映了三個問題，第三個是這樣的：我們黨在培養(yǎng)使用年輕干部問題上采取的“‘扶上馬，走一程’的做法，開頭很好，但時間不宜太長，應以班子基本就緒為限。”“例如正定縣縣委書記習近平等年輕干部都是省、市、區(qū)認定的‘好苗子’、‘信得過的優(yōu)秀干部’。一些同志建議，對他們應放手使用。他們雖是大學生出身，但都各在基層摔打了七八年，夯實了群眾工作的基本功，都能埋頭苦干，忠黨愛國，勤于學習，善于團結干部。有些同志反映，他們雖被扶上了馬，但韁繩還沒給他們。”

第二天，胡耀邦同志就對這封信作出了批示并抄送幾位老同志，認為“建議很有見地，請考慮如何成為全黨的觀念”。這個評價很高了。

后來，我又給胡耀邦同志寫了第三封信，這是一次匯報會的簡報，而這個匯報會則源于胡耀邦同志對中組部的一個指示：“你們這些人沒工夫下去，可以請一些縣委書記來組織部匯報，打通上下級的聯(lián)系�！�

1984年9月22日，中組部根據(jù)胡耀邦同志指示召開了一個匯報會。我是中組部秘書長，匯報會的具體工作由我來做。我找了十多個縣委書記到中組部來匯報，河北一次就來了四個。

匯報當中，其他的縣委書記談得比較常規(guī)：是怎么做的，怎么發(fā)展的，優(yōu)缺點是什么，還有自我批評等內容。習近平同志的匯報則與別人明顯不同，他在談正定縣的發(fā)展思路時，體現(xiàn)出的是一種大局觀，一種深遠的戰(zhàn)略眼光。他從一個小縣城的發(fā)展，談到中國的人才戰(zhàn)略、資源戰(zhàn)略，包括對未來的展望——人口不斷增加，自然資源越來越少等問題，這些都是國家興亡的關鍵。而且，他還談到，北方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地區(qū)，要重點促進農(nóng)工商的協(xié)調發(fā)展，因為“無工不富，無農(nóng)不穩(wěn)，無商不活”，只有三者并舉，均衡發(fā)展，才能全方位適應發(fā)展的需求。再一個，習近平同志還提到了地區(qū)發(fā)展要有長遠規(guī)劃，提到了工業(yè)與農(nóng)業(yè)的結合，提到了要有“工農(nóng)聯(lián)盟”的思想等等，他所談到的這些問題，讓與會人員有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的感覺。大家明顯感覺到，這個年輕人思路很清晰，很有創(chuàng)造力，很有思想。

散會以后，我和尉健行副部長交換意見，我說：“習近平這個人不簡單，一個縣委書記，居然有這么長遠的戰(zhàn)略眼光，這可是一個棟梁之才！”

尉健行同志也有同樣的感受。他說：“那你就寫個簡報吧�！�

我在給胡耀邦同志的簡報中寫道：“我們召集了十多個縣委書記，大家都談得比較具體，特別是其中有一個講得很好，有戰(zhàn)略眼光，有‘工農(nóng)聯(lián)盟’的思想。我們感覺到他是個棟梁之才�！焙�耀邦看了簡報之后，在“棟梁之才”下面畫了三個橫線，這是胡耀邦同志的秘書后來向我透露的。

現(xiàn)在大家常說：習近平同志當縣委書記時就被認為是棟梁之才。這個棟梁之才，在當時可是得到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和中組部認可的。

后來，中央決定把習近平同志調到福建廈門這個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去鍛煉。臨行那天，我送他上飛機。在機場，我作為中組部的同志，和他談了話，希望他到了福建廈門，要多注意調查研究，工作要扎實，等等。

習近平同志說：“感謝組織的信任和培養(yǎng)�！�

我說：“這主要還是靠你自己的努力，組織上只是給你創(chuàng)造工作的條件。”

習近平同志在廈門工作期間，我也去看過他。后來，他調到寧德以后，我和福建的兩個同志也一起去看過他。

采訪組：請您就當時的考察和這么多年對習近平同志的了解，談一談他的工作特點、工作方法，以及由此反映出來的素質和品格。

何載：習近平同志在工作上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勤學加實干。我去過正定好幾次，每次去他辦公室，都看到桌子上擺著大量書籍、報刊，有馬列主義著作，有毛澤東思想著作，有中國的，還有外國的，總是堆得滿滿的。他平日里都是博覽群書，一有時間就抽空加緊學習。

習近平同志也非常善于向老同志學習，我認識的很多老同志和他都是好朋友，無論北京的，還是地方上的，習近平同志都經(jīng)常和他們談心，向他們請教一些問題，通過這樣的方式給自己的工作提供參考，從不自以為是。此外，青年干部們對他也都很熟悉，反映他非常善于和大家交流，從同志們身上取長補短，開拓思路。

通過不斷學習，習近平同志處理工作上的問題越來越得心應手。他工作上踏踏實實，也注意總結經(jīng)驗，上升為理論認識。他自己寫的書，題目都是他自己出的。無論他到哪一個地方工作，那里的歷史、文化、經(jīng)濟，他都了解得非常細致。

比如《擺脫貧困》這本書，我看了以后就很感動。這本書是他在福建寧德的調查，里面絕大多數(shù)文章都是他自己寫的，其中還有一兩篇記者的采訪稿。沒有學問，寫不出這樣的文章。沒有豐富的工作實踐，更寫不出這樣的文章。

善于學習，是干好工作的前提條件之一，領導干部需要具有綜合素質，對一個地區(qū)的各行各業(yè)，各項工作，都要熟悉和掌握。而習近平同志不僅是熟悉和掌握，關鍵是他“干一行，學一行，成功一行”。他在正定先抓農(nóng)業(yè)，農(nóng)業(yè)上去了；抓工業(yè)，工業(yè)上去了；抓文化教育，文化教育也上去了。管黨建和干部，干部的積極性有效地調動起來了。

還有，習近平同志勇于擔當，有高度的責任心，這也是他做好工作的重要原因。當然，這也是現(xiàn)在領導干部都應該具備的品質。

我在中組部工作期間，接觸過的各個層次的領導干部很多，個別地方上的“一把手”沒有什么責任擔當，他們不是干工作，而是應付工作，上面怎么說，他就照貓畫虎，很多工作流于形式。極個別干部品質更惡劣，不僅平日里“懶政”，有了重大突發(fā)事件，他們不能挺身而出站在老百姓前面，而是自己先跑了。我在湖南某地待過一段時間，那個地方發(fā)了水災，當?shù)亍耙话咽帧焙图o委書記竟然第一時間跑掉了。這樣的官員，即使不貪污、不受賄，吃老百姓的糧食也是一種浪費。

習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間，這個地區(qū)有一次遭受了強臺風侵襲，他不僅沒有躲閃，而且在第一時間沖到前線去指揮戰(zhàn)斗，和救災的人民子弟兵、受災的老百姓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難。那一次，我正好在福建調研，這件事是我親眼所見。

習近平同志擔任總書記以后，見了很多過去一起共事的人、熟悉的人，都向他們表達了這樣一個意思：我能走到今天，既是黨組織對我的培養(yǎng)，也是你們大家對我的幫助。但是，今后任何人都不能以我的名義、打我的旗號干私事。同時，他給家里人“約法三章”，明確提出不能以跟他的關系為借口，來辦自己的事。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能有今天的成就，離不開他的父親——老一輩革命家習仲勛同志對他的嚴格要求。您對習老比較熟悉，請您講講家庭對習近平同志的影響。

何載：家庭對習近平同志的影響，肯定是有的，而且是很大的。但家庭教育具體是怎樣發(fā)揮作用的，我雖然當年在西北局工作過，但畢竟不是習仲勛同志身邊工作人員，了解情況不那么直接，不好去推測。我倒可以從習近平同志和他父親習仲勛同志有什么共同之處這樣一個角度來簡單談一談。

第一點，他們都熱愛人民，注重走群眾路線。

習仲勛同志曾經(jīng)教導我說：“一定要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到人民群眾這邊，沒有人民就沒有你們，要老老實實地做人民的勤務員。”在習老幾十年革命生涯中，他是這么說的，也一直是這么做的。

習近平同志也曾說過這樣的話：“信訪工作的首義，在于時刻把自己看成人民中的一員，把心貼近人民。在新形勢下，各級領導必須放下架子，打掉官氣，主動上門，把信訪工作做到基層，把黨的關懷和政府的濟助送進普通群眾的家庭�！�1988年，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寧德工作期間，提出干部“四下基層”制度——信訪接待下基層、現(xiàn)場辦公下基層、調查研究下基層、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下基層。直到現(xiàn)在，當?shù)剡�在堅持這一做法，并推廣到全省。在浙江省工作時，習近平同志多次到信訪工作任務重的市縣接訪，親自協(xié)調解決群眾生產(chǎn)生活中的實際困難和問題。十八大以后，我們黨開展了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這個活動的重點，就是把走群眾路線落到實處、形成常態(tài)。

第二點，他們都注重調查研究。

舉個例子：習仲勛同志在西北工作的時候，他把那個地區(qū)的12個民族的具體情況，都做了非常詳細的調查研究，這為西北的解放和穩(wěn)定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

習近平同志也是這樣的，他在正定、廈門、寧德、福州等地任職期間，都是把調查研究作為工作的基礎來看待的。通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來積累資料、發(fā)現(xiàn)問題、收集民意，這樣才能把工作做得實，抓得牢。

第三點，他們都尊重老同志。

習仲勛同志年輕有為，十幾歲就參加革命，當選陜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時只有21歲，是著名的“娃娃主席”。他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時，年僅39歲；任國務院副總理時，年僅46歲。所以，在習老的革命生涯中，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和比自己年紀大的同志搭班工作，而他直接和間接領導的同志，大多年紀也比他大。但他從來沒有因為自己年輕、能力強、職務高，就輕視這些老同志，反而一直非常謙虛謹慎，尊重老同志的意見。

習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時，自己經(jīng)常騎自行車，卻把縣委僅有的一輛吉普車安排給老干部使用。他還常常利用節(jié)假日去老干部家中走訪、看望，拉家常、談問題。他要離開正定時，老干部都舍不得他走，有的老干部和他告別的時候，眼圈都紅了。習近平同志的秘書還跟我談起過這樣一件事：習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有一年，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的老同志春節(jié)團拜會上，他有一個不長的講話稿，自己認真修改了四次。其實，這樣的團拜會內容無非是拜年、慰問、祝福。他對講話如此重視，充分體現(xiàn)了他對老同志的尊重，這是很不簡單的。